荷兰的一个城市为解决垃圾问题而购置了垃圾桶，但由于人们不愿意使用垃圾桶，乱扔垃圾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。该市卫生机关为此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。
第一个方法：把对乱扔垃圾的人的罚金从25元提高到50元。实施后，收效甚微。
后来，有人在垃圾桶上出主意：设计了一个电动垃圾桶，桶上装有一个感应器，每当垃圾丢进桶内，感应器就有反应而启动录音机，播出一则故事或笑话，其内容还会每两周更换一次。这个设计大受欢迎，结果所有的人不论距离远近，都会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，城市因而变得清洁起来。
很多时候，经验主义会误导管理者：员工的积极性不高，肯定是绩效考核制度出了问题；门店的报损率居高不下，肯定是防损制度出了问题；店员总是在工作的时候开小差，肯定是门店的处罚制度出了问题……
似乎门店所有的问题，都可以用一项制度来一一对应，并用制度来一一化解。貌似制度成了管理者手中无所不能的“管理神器”，面对门店各种“疑难杂症”可以无往而不胜。但事实上，真的是制度的问题吗？未必。
“垃圾桶理论”告诉我们：要纠正下属的某种行为，单单靠制度是远远不足的。制度如律法，是企业管理之基石，行为之准则。
比如，一位员工今天上班来晚了，制度量罚应当按迟到处理，罚款只是处理结果，但过程是否应该过问？如果员工是在上班途中遇到困难群体，搭把手帮了对方而延误了上班时间，是不是还要处罚？如果对员工的“爱心行为”加以处罚的话，虽然维护了制度的威严，却抑制了爱心文化在门店的传递。
有时候，员工会上班打瞌睡，多数管理者对此不满，认为是偷懒。这时候，作为管理者，我们是批评还是鼓励？
如果上去就是一顿铺天盖地的说教，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换来“阳奉阴违”的消极怠工。其实，就算是精气神十足的优秀员工，也有打盹的时候。医学研究证明，工作时打瞌睡是放松神经的最佳方法，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需条件。
美国波士顿大学安东尼教授在《打瞌睡的艺术》一书中指出，白天抽空小睡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。百忙中打个瞌睡并非偷懒行为，一个人若因睡眠不足而感到疲倦，在工作中就容易犯错误。疲倦也会导致一个人缺乏创造力。因此员工在工作时若感到疲倦，不妨小睡10～20分钟，以振奋情绪和精神。
安东尼教授呼吁老板不要戴上有色眼镜看员工白天工作时小睡。美国已有一些公司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小睡片刻，有的公司还设立打瞌睡专用的“休息室”。则鼓励员工休息，让员工重返工作岗位时，能带些新构思回来。
汤姆·迪马可曾经担任微软、惠普、苹果电脑、IBM的顾问工作，他在《别让员工瞎忙》一书中指出：“让员工超时工作，反而伤害组织的成效，偷懒则能提高工作效率。”
在财富杂志选出的500强企业中，那些成功公司的员工，并不特别忙碌，办公室内反而充满轻松活跃的气氛。汤姆·迪马认为：许多企业都陷入效率与忙碌的迷思中，在知识型经济里，公司若强调的是产品的质而非量的话，让员工偷懒一下又何妨？
一家连锁门店的检查人员发现，店员上班期间穿工装的积极性很低。除非强制要求，否则没有店员愿意穿，即便穿上也会在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换掉。难道是店员对门店的《着装管理办法》有抵触心理？经过深入调查，管理者发现，不是店员不愿意穿，而是门店的工装设计得太难看，而且透气性很差，穿起来像裹了一个塑料袋，很不爽。这样的工装，当然没人愿意穿。于是，管理者征求员工意见，重新定制了一批款式更为时尚、质地也更好的工装，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。
由此可见，尽管制度的设计者已经竭尽全力想让制度臻于完美，但在一直在变化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，再完美的制度也有“过时”的时候。这时候，需要管理者拿出魄力，敢于审视和反思制度的缺陷，并加以改进，使之更切合实际，也更具人情味儿。
新时代的员工更加崇尚自我，喜欢更自由地发挥和工作。当然，这并非是说可以不遵守规矩，而可以用“疏堵结合”的方式来进行引导。员工如水，如果只“堵”不“疏”要求严苛，可能会最终造成“漫堤”的结果；如果只“疏”不“堵”，他们又会“随波逐流”。
因而，管理者应该坚持运用“疏堵结合”的方针，荷兰的城市为了让市民养成“垃圾进仓”的习惯，最终选择了让垃圾桶给自觉的群众“讲笑话”，这样的形式最终被大家所接受。
这个实践证明，用一种柔性引导的方式，让人们在遵守规范、维护秩序的行为中获得心理的满足和愉悦，效果远比惩罚手段好得多，也不致引起大家对“管理”的抵触。
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这种方式的关键，在于“疏堵结合”，当员工发生了影响绩效的行为时，多从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设计“垃圾桶”，吸引他们主动丢弃诸如此类的行为“垃圾”。
比如在药店，员工上班接打手机原因是事态紧急，来不及到外面去，店长为啥不在药店设立一个“绿色通话区”，让店员有接听电话的“去处”；同样，店员的服务的品质不高，店长可以在药店开展每月评选“服务之星”、“微笑之星”的活动，并给予入选者相应奖励，如此服务的品质一定会得到很大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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